《太平輪一九四九》出版后，在臺北參加聚會，經常碰到坐在對面的新朋友告訴她，他知道她，他也買到過最后一班太平輪的船票，只是沒有上船；兒子把她的電子文稿傳上facebook，許多國內外青年參與對這段歷史空白的討論；在上海檔案館，她找到了1949年罹難者家屬向中聯公司提起訴訟的“太平輪事件起訴書”、證人葛克的親筆證詞、官方罹難者名冊、剪報等塵封了半個多世紀的史料，兩岸的資料終于咬合，太平輪事件始末更加清晰可考。

這些還不夠。她留意到，基隆東十六碼頭于右任題詞的“太平輪遇難旅客紀念碑”立起時因為倉促，未及寫上每一位罹難者的名姓。而自那時起，罹難者家屬自發組織了“太平輪之友會”，每年1月27日都會來此獻花鞠躬，相聚飲茶。但在海峽的另一邊呢？她捐出《太平輪一九四九》的版稅，發起成立“太平輪紀念協會”，出任秘書長，邀請太平輪后代一起重塑紀念碑公共藝術；同時拜托海基會、海協會終于在2010年5月促成了一次兩岸四地共同的海祭。三十多位幸存者、罹難者的親人及后代子孫齊聚太平輪沉沒之地，向逝者訴說長埋心底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