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全球史觀認為，任何“文明”都不是孤立形成的，而是在不斷碰撞和反復交流中進行拓展和改變自身的處境。早在近一個世紀之前，英國歷史學家韋爾斯就突破了國家和王朝的傳統歷史模式，以優美的文筆編寫了一部統一的世界史。把人類歷史作為一個整體來看，這令韋爾斯“對整個歷史和締造歷史的普遍動力驚嘆不已”。這部劃時代的《世界史綱》問世于1920年，被譯成多國文字，銷量達數百萬冊。稍晚一個時期，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幾乎重新改寫了“歷史”在人們心目中的印象。他說他是“站在月球上看世界歷史的”。這部被稱為當今社會的“救世箴言”和“經典中的經典”的史書體現了近乎完美的現代歷史觀，整個世界被視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統一體，它從全球的角度（而不是某一國家或某一地區的角度）來考察世界各地區人類文明的產生和發展，各種人類歷史事件既是局部的，又在整體上相互關聯和相互影響。這部通史被認為是第一部由歷史學家運用全球化觀點囊括全球文明而編寫的世界歷史。

從《世界史綱》到《全球通史》，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基于歷史全局觀的分析史學已經徹底取代了敘述史學的傳統模式。如果說斯塔夫里阿諾斯以一種地球視角樹立了“文明史”的歷史新模式，那么賈雷德·戴蒙德則像研究恐龍史一樣研究人類史，他試圖使“人類史”成為一門“歷史科學”，從中尋找其直接原因和普遍原則，以及終極的確定性。相對而言，傳統史學僅僅是敘述歷史上發生的事情，“就是一個又一個討厭的故事”，從“那里可以得到的只是積累起來的資料，而不是裝配和聚集好了的成品”。應當說，歷史只有從文獻和敘述提升為分析和解釋，它才成為科學。湯因比說，事實都是借助人的解釋而展現的，不存在自然存在的事實。克羅齊也有類似的觀點：史料本身并不會說話，歷史學家使史料發揮出真正的作用，歷史學家不是被動接受、考證和闡釋史料，而是發揮巨大的主動性和創造力，去揭示出歷史深處的東西。培根說“讀史使人明智”，歷史的意義在于其承載的人類良知與智慧；羅馬人和希臘人早已灰飛煙滅，但卻在千余年后喚醒了文藝復興時代的歐洲精神，這就是歷史的神奇。

作為中國歷史作品的豐碑，《史記》被稱為“無韻之離騷”。有趣的是，人們記住它是在語文課上，而不是在歷史課上。如果說歷史在中國更接近文學范疇的話，那么歷史在歐洲則更接近哲學。馬克思曾經說過，哲學家有兩件任務，解釋世界和改造世界，而解釋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在啟蒙運動中，伏爾泰和黑格爾先后發表了兩個不同版本的《歷史哲學》。湯因比傾畢生之力寫作《歷史研究》，“我深信，整體的歷史觀乃為當今世界切實所需”。湯因比認為，歷史研究的范圍不應局限于某一民族國家或某一時代，而應以“社會”和“文明”為研究的基本對象。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把握人類歷史發展的軌跡。湯因比悲天憫人，著眼世界，旁征博引，文字典雅，堪為史家范式，甚至說由他引發了比較歷史學的興起。除了吳于廑先生，中國史家中鮮有放眼全球胸懷人類的歷史大視野，這何嘗不是一種歷史的貧困。歷史學家王曾瑜指出，歷史超越了時間，因而對人類文明和良知的進步是至關重要的。在一個沖突與反智的瘋狂時代，湯因比賦予歷史學家一種神圣的使命：“幫助各大文明中的同伴互相熟悉，幫助他們了解并珍視其他文明的歷史，將各區域文明的歷史視為人類共同的貢獻和共有的財富，從而消弭相互間的恐懼和敵對情緒。”

“世界歷史就是世界法庭，它總是偏袒一種堅強、自信而積極的生活，并給予它發展的權利。”從帝國到國家的歷史嬗變構成人類歷史上最壯觀也是最重要的政治變遷。日裔美國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因此提出“歷史的終結”，指出“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為方向的人類普遍史”。毋庸置疑，在人類文明譜系中，所有專制的歷史與歷史的專制都是封閉、內向、非正義和反文明的。從“天鵝絨革命”到“阿拉伯之春”，隨著人類和歷史的統一，傳統歷史都將不可挽回地走向終結，一個構筑在正義的普世價值觀之上的平民化的人類大歷史已經燦爛地展開，正如蘋果公司的那句廣告詞——“這只是一個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