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從故事到思想的變遷，實際是從文學到哲學的過程，這一形而上的提升使歷史從經驗衍變為一種智慧。“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按照范文瀾的看法，中國文化從根本上來說屬于“史官文化”。中國傳統上缺乏宗教色彩，歷史與天理就成為中國式宗教。“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歷史不僅意味著至高的智慧，甚至成為一種神圣的意識形態。歷史使一個缺乏宗教情懷的中國人超脫了生命價值的限定，相信一種永恒的正義與道德。立德立言立功成為中國人自古以來最大的人生追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遷忍辱負重寫作《史記》，藏之名山，傳之后人。事實上，不僅文天祥這樣的仁人志士崇拜歷史，就是平庸如明英宗，也對歷史充滿敬畏。他在“土木之變”中被蒙古瓦剌俘虜，瓦剌首領也先以妹相許，英宗堅決拒絕——漢人天子做胡人女婿，史書上會留下“千古罵名”。應當承認，人與動物的區別在于人的神性；為了尊嚴與名譽，一個人是可以放棄生命的。

正如梁漱溟所說，中國文化是“人類文化的早熟”，幾乎沒有其他文明比中國更富于“歷史”傳統。在中國傳統中，“史”是一種負責記事的古老的官職。文字的誕生常常也是歷史的誕生，《說文敘》云：“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初造書契。”正因為這種官方色彩，在中國傳統觀念中，所謂歷史其實就是宮廷史和權謀史。按照魯迅的說法，是帝王將相和偉人的家史。這種歷史觀一種占據著中國歷史主流，從歷史誕生的那一天起直到今天，所謂的“正統”依然沒有松動的痕跡。在西方文化主導的現代歷史學中，歷史常常以文明史的面目出現。基于一種普世的人類文明視角，對歷史的文化學解讀構成一種平民化的“新歷史”，這有別于中國式權謀的“舊歷史”。如果說易中天的《品三國》和吳思的《潛規則》依然是“舊歷史”的繼續，那么從房龍的《人類的故事》、戴蒙德的《槍炮、病菌與鋼鐵》到彭慕蘭的《大分流》，歷史早已呈現出另一番模樣：比起皇帝有幾個嬪妃來，我們更關心從前的普通人——或者說我們的祖先——過著什么樣的生活，有過什么樣的想法……毫無疑問，后者離我們更近，就如同猴子比烏龜更接近人類。如果說前者接近有趣的傳說故事，那么后者才屬于真正的歷史。在舊的歷史傳統中，歷史就是過去的政治，政治就是現在的歷史；而在新歷史中，歷史就是現在的政治，“撇開政治的”歷史才是真正的歷史。

“歷史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這是《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據說蜉蝣朝生暮死，壽命很短，其實人的壽命也并不比很多動物更長；但因為人類擁有歷史，這使人類擁有了遠遠超過其生命限度的智慧。每一代人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他們的智慧是所有前人智慧的疊加。歷史就是人類的基因圖譜，它保存著人類的身世和所有生存記憶。歷史賦予人記憶，也賦予人“身份”。歷史不僅包括政治史、戰爭史、制度史，也包括社會史、經濟史、生活史、文化史、民俗史和心靈史。在某種意義上，歷史構成人類文化的思想核心。當文化遭遇政治時，歷史就被權力改寫；歷史變成權力史，或者宮廷史政治史陰謀史。權力的陰暗必然使歷史走向陰暗，甚至徹底消滅歷史——“欲亡其國，必先滅其史”。

“五經皆史也”，中國無疑是一個極其“歷史”的國度，事實上卻面臨“歷史”的貧困。所謂“正史”常常被權力篡改為“穢史”，反而是民間的“野史”流傳更廣。這種野史導致小說的濫觴，畢竟人是歷史最重要的載體。作家余世存批評道，我們的歷史寫作絕大多數是才子佳人之作，是帝王師將相幫閑之作，是或躲在書齋或上了電視的光鮮的學者大師之作，卻少有一個現代精神、氣魄、理性統一的中國人之作。從這種意義上，在當下中國的“歷史熱”中，既不缺乏權謀史和名人傳記的“勵志”智慧，也不缺乏“戲說”和“惡搞”的“娛樂”故事，而是缺乏真正的歷史——構筑在思想、理性、良知和智慧之上的平民史和文明史。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曾經指出：中國當下“最大的毛病即是硬化歷史”，要解決今日中國的問題，“就是要多讀歷史”，“首先要開放歷史”，“今日遮蔽往事，只有明日的失望”；“歷史不僅是鏡鑒，而且是進入行動之出發點，如果一個國家沒有公眾能接受之歷史，等于讓億萬人之行動出諸暗中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