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 作為媒體， 我覺得還是要跟外界溝通， 需要花費時間但也有所收獲。

彭丹： 前幾天有個女孩采訪我， 她說彭老師你完全顛覆了我此前對你的印象， 以前看報道覺得你應該嬌滴滴、 特別女人， 其實這么爽快、 有點中性， 一點都不裝。 我心態一直平和，從美國回來， 習慣跟別人開玩笑也被別人開玩笑， 沒有明星的架子， 甚至他們說我太沒有架子了， 出去得端著點， 可我根本不知道該怎么端， 非得記者一提問就有人擋著、 得罪人的話都讓別人說自己不說？ 浪費時間嘛，效率不行。

M.C.： 說回慈善， 你去甘肅山區時還要讓當地一把手也在， 為什么？

彭丹： 我的經驗是， 如果是副縣長接待， 這件事就容易不受重視， 那就只能要求一把手也在。 這是我這些年積累起來的經驗和教訓。 另外捐錢是一部分， 還得造血， 比如當地有很多東羌族的傳說， 鮮為人知， 很值得書寫和拍攝， 如果拍成電影就可以帶動旅游， 讓縣城富裕起來。

M.C.： 你知道自己成了政協委員的那一刻， 驚訝嗎？

彭丹： 沒有驚訝， 是致公黨中央推薦我的。 對我來說， 參政議政、 關注民生， 都不是第一次做了， 我很早就是全國青聯常委了，只是沒人知道而已。 成為政協委員感覺責任更大了，我從來不會刻意地做什么， 不做什么， 沒想到會被關注。

M.C.： 我覺得你心挺大的， 關注政治， 關注民生。

彭丹：我跟政治挺遙遠的，從來沒想過要當官， 只是有了機會去關注社會， 那就是多一份責任感。 如果要從政， 肯定得有個計劃， 有個邏輯， 或者是家里的安排， 或者是領導的安排，不會像我這樣， 完全順其自然， 到哪一步就算哪一步。在美國：“每個人的需要是由當時的環境造成的， 如果有好的機會和報酬， 我不會那么想要錢。 ”

M.C.： 你8歲開始跳芭蕾舞， 在那個年代這是個蠻特別的選擇吧？

彭丹： 舞蹈學院到我們那里招生， 我陪一個同學去考試， 結果把我招上了。 那時我并不喜歡舞蹈， 覺得蹦蹦跳跳的， 但也不排斥， 就來了北京， 很是后悔了一段時間——  封閉的生活，周末才能出門， 還要打報告。 跳芭蕾很苦， 趾甲全掉過， 包腳的布都是血，和腳粘在一起。 不把腳趾磨破、 不流血， 連站立的可能都沒有。 那時足尖鞋也沒有現在做得合理， 保護更少。想家但也不敢讓父母來探班， 怕他們受不了。 現在想想真是給自己很多鍛煉， 比如我非常守時， 如果有約， 基本我是早到的那一個。 另外就是比較能受委屈。 有次我帶同學打掃衛生，結果老師檢查時發現有一塊玻璃碎了， 但沒有人承認是自己弄碎了。老師特別生氣， 覺得我們不誠實， 就罰站， 一直到吃飯時間我們還在站著。那種集體生活環境下， 過了那個時間大家就沒晚飯吃了， 于是我說是我打碎了， 還在全班面前做了檢討。 其實很委屈， 但它會讓我心胸比較寬闊。我常說 “女人不能光有胸， 還要有胸懷” 。 那種離開父母、 集體化的生活使我養成很多好習慣， 我相信習慣會決定命運。 成功者的性格往往不同，良好的習慣會使一個人比較容易成功。

M.C.： 那時你對未來有什么期待？

彭丹： 想要一直跳下去， 吃過那么多苦， 希望自己的付出可以得到回報，跳出更好的作品。 所以后來我選擇出國， 就是為了繼續學芭蕾。

M.C.： 相對現在， 那時出國是很難的一件事。

彭丹： 當時我是中央芭蕾舞團最年輕的芭蕾舞演員， 當然要審查， 但也沒什么問題。 我考上了茱莉亞藝術學院， 一年學費兩萬多， 即便學校愿意破例給我半額獎學金， 我還是上不起。 系主任讓我考慮一下， 如果愿意上， 下周給她電話； 我說， 你們考慮一下， 如果要我， 下周給我電話。 我知道一周之內我根本籌不到一萬多美元，那就聽天由命吧。 一周后， 系主任電話說， 我有人贊助， 這個人我只見過兩次， 一次是開學， 一次是畢業， 他非常低調、 內斂， 并不覺得幫助了我就要如何。 他對我影響很大， 之后我也愿意像他那樣去幫助別人。

M.C.： 據說你在美國讀書期間打很多工？

彭丹： 做過餐廳服務員、 郵遞員、 平面模特， 拍手或腳， 還給一個九十多歲的老太太當過保姆， 其他par t-t ime  job就更多了。那段日子挺艱苦的， 懂得了 “自力更生， 艱苦奮斗” ， 到現在我也不習慣浪費。剛回國的時候，跟男士吃飯， 我一掏錢包， 他趕緊讓我收起來， 打包也不讓， 因為 “別人看到會很沒面子” 。 但吃苦耐勞是美德， 成為世界第一大奢侈品消費國有什么好炫耀的呢？ 有時媒體也會寫一個富裕人士穿什么昂貴品牌， 我覺得不要一味標榜， 這樣會凸顯社會的不穩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