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那個溫熱的跳動就是活著

二〇〇三年四月十七日，到“新聞調查”的第一天，晚上大概九點，我給制片人張潔打了一個電話：“我來報到。”

張潔說：“我們正在開關于非典的會。”

我說：“我想做。”

我已經憋了很長時間。之前幾個月，“非典型肺炎”已被頻繁討論。最初，媒體都勸大家別慌，但到了四月，我家樓下賣煎餅的胖大姐都沉不住氣，車把上掛著一塑料袋板藍根，見了我從自行車上一腳踩住，問：“你不是在電視臺工作嗎，這事到底怎么著啊?”我啞口無言。干著急參與不進去，悶悶地想，將來我要有個孩子，他問我：“媽，非典的時候你干嘛呢？”我說：“你媽看電視呢。”這話實在說不出口。

掛了張潔電話，手機扔在沙發上，我又拽過來給他發了條短信：“我現在就去好嗎？”沒等他回，我電話打過去：“十分鐘后到。”

一推開門，一屋子人，熱氣騰騰，跟新同事也來不及寒暄，直接問：

“現在到底是個什么情況？”

“不知道。”

“那怎么做？”

“去現場。”

這個欄目的口號是“探尋事實真相”。

當天晚上開會還在說要采訪衛生部長張文康、北京市長孟學農，但誰也聯系不上。大家說，那就去醫院吧。那時候都沒防護意識，也沒有防護服，辦公室姚大姐心疼我們，一人給買了一件夾克，滑溜溜的，大概覺得這樣病毒沾不上。我分到一件淡黃的。

臺里的辦公區也發現了疑似病例，為防止蔓延，制作和播出區的人員已盡可能減少，寧可重播節目以保安全。正式的選題程序暫時中止，這時候進不進去現場，請示也只能讓上司為難，我們幾個自己商量著來。去跟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人纏：“讓我們進去吧。”

負責人看看錄音桿：“這個毛茸茸的東西不能進。”

“那好，錄音師不進。”

他再看攝像機：“這個沒辦法消毒，也不行。”

“那……攝像也不進。”

所有機器都不能帶。

“那讓我進去，我可以消毒。”我說，“給我別一個麥克，別在衣服里面。”

“有意義嗎？”

“有。”

我們跟著一位流行病學調查員到了首都醫科大學附屬胸科醫院，穿了他們的防護服。病區不在樓里，是一排平房。玻璃門緊閉，沒人來開。調查員走在我前面，手按在門上，用了下勁，很慢地推開，留了一個側身進去的縫。后來主編草姐姐說，進門之前，我回頭向同事招招手，笑了一下，她在編輯臺上一遍遍放慢看過，但我自己一點印象都沒有了。

門推開的那一刻，我只記得眼前一黑。背陽的過道很長，像學校的教室長廊，那一涼，像是身子忽然浸在水里。過道里有很多扇窗子，全開著，沒有消毒燈，聞不到過氧乙酸的味道，甚至聞不到來蘇水的味兒——看上去開窗通風是唯一的消毒手段。

病房的木門原是深綠色，褪色很厲害，推開時“吱呀”一聲響。一進門就是病床的床尾，一個老人躺在床上，看上去發著高燒，臉上燒得發亮，脖子腫得很粗，臉上的肉都堆了起來，眼睛下面有深紫色的半月形，呼吸的時候有一種奇怪的水聲。

“哪兒人？”調查員問。

“哈爾濱。”很重的東北口音。

“家里人？”

“老伴。”

“電話？”

“她也得了，昨天去世的。”說到這兒老人忽然劇烈地咳嗽起來，整個上半身聳動著，痰卡在喉嚨深處呼嚕作響。

我離他一米多遠，想屏住，卻在面罩后面急促地呼吸起來。口罩深深地一起一伏，貼在我的鼻子上，快吸不上氣來。背后就是門，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身體不受控制，腳往后縮，想掉頭就走。

那個三十多歲的調查員，站在床頭一動不動。他個子不高，離老人的臉只有幾十公分，為不妨礙在紙上記錄，他的眼罩是摘掉的，只戴著眼鏡。等老人咳嗽完，他繼續詢問，聲音一點兒波動都沒有。

整整十分鐘，我死死盯著他，才有勇氣在那兒站下去。

離開的時候，我看到另一張病床上的小伙子，脖子上綁著一個痰巾，上面有一些穢跡，小腿露在被子外面，全是曲張的靜脈。我們走過的時候，他連看都不看一眼。我停下來看他。他沒有昏迷，眼睛是睜著的，只是什么表情也沒有。日后，我在很多絕望的人臉上看過同樣的空白。我想跟他說幾句話，調查員舉手制止了。

這時，我才發現直覺里的詭異之感來自何處——整個病區里只有三個病人，沒有醫生，沒有護士，沒有鞋底在水泥地上的摩擦聲，沒有儀器轉動的聲音，沒有金屬托盤在什么地方叮當作響，這個病區沒有任何聲音。

胸科醫院當時沒有清潔區和污染區。出來后，我們站在門外邊的空地上脫隔離服，連個坐的地方都沒有，只能站著脫。我單腳跳著往下扒拉鞋套，踩在褲子上差點摔倒。抬頭，才發現攝像陳威正拿機器對著我，紅燈亮著，我才想起來得說點兒什么。邊想邊說我看到的情況，結結巴巴，沒人怪我，包括我臉上口罩勒的一道一道滑稽的印子。

“疫情公布由五天一次改為一天一次；取消五一長假；北京市確診三百三十九例，疑似病例四百零二人。”四月二十日的新聞發布會后，恐懼“嗡”一聲像馬蜂群一樣散開，叮住了人群。

系統嘎嘎響了幾聲后迅疾啟動，開始對疑似病人大規模隔離。海淀衛生院的女醫生第一次穿隔離服，穿了一半又去拎一只桶，拎著那只桶她好像忘了要干什么，拿著空的小紅桶在原地轉來轉去。我問她怎么了，她嘴里念叨著：“我小孩才一歲，我小孩才一歲。”

醫生都是跑上車的，我們也只好跟著跑，鏡頭抖得像災難片。“趁著天亮，快！快！”他們喊。

上了車，他們都不說話，手腕一直彎著向后反扣，系口罩。系好了，過一會兒，松開，再系，系得更緊一點。

車開到中國農業大學宿舍樓底下，之前有病人住過這里，兩個穿墨藍西裝的物業在等著接應，看見一大車全副武裝的人下來都傻了。醫生給他們手里塞了口罩：“戴上。”他們木然著，以絕對服從的姿態戴上，一人戴兩個藍口罩，壓在一起。其中那個胖子，不知道從哪找了一個白色護士帽戴著，有一種讓人恐懼的滑稽。

病人的房間在二樓，防疫消毒人員上了樓，沒有敲門，先拿噴霧器往門上噴，聲音很大。房里的人打開門，看見一群通身雪白的人，一聲尖叫，“咣”給關上了。門被叩了幾下，從里頭瑟縮地打開，噴霧器比人先進去，印花格子被子上，墻上張曼玉的畫像上，粉紅色兔子上……過氧乙酸的霧體漫天飄落下來，掉進桌上熱氣騰騰的方便面桶里。

后來我發現，人在那樣的狀況下，通常不是哭或者抗拒。一個女生隔著桌子，茫然地把一張火車票遞給我：“我今天下午回家的票……能給我退了么？”我不知怎么辦，把票接過來，又放在桌上。